正规配资网站茨威格：尼采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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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瑙姆堡有个沉静的、瘦小的牧师遗孀，她经常身穿黑色衣服上街，经常独自行走，常常上教堂去，这位虔诚的、饱受磨练的太太，生活对她不曾露出过笑脸。她的丈夫早年辞世，独生女，那温柔而活泼的伊丽莎白离开了她，跟一个名叫弗尔斯特的古怪的空想家移民到巴拉圭去了，而宠儿，那“心肝宝贝的儿子”——唉，每当她想到他的名字就会叹息，在教堂里她总是为他作个特别的祷告。

他该给她带来了多少欢乐啊，这个俊秀的、聪明的、温柔的孩子，在最初的几年里她该是多么以他为荣啊：中学里最好的学生，大学里所有老师的宠儿，二十四岁时——学术界的一个奇迹——就当上了教授，巴塞尔大学的正教授，二十五岁时荣获著名的理查德•瓦格纳的友谊；每个母亲都不禁羡慕她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他又写了多么美妙的、多么渊深的书啊，对于这傻头傻脑的、老式的小妇人自然是难以理解的，她除了虔诚的教会小册子，或许还有些古典书籍之外，很少读书，甚至把他著作的名字都写错了。但是众多的有学问的人士都重视她孩子的著作，难道一个做母亲的就不该心悦诚服地相信这样的赞辞吗？可是突然间，她的高兴心情让位给一种无法控制的忧虑，一种突如其来的惊恐；陆续有人来告诉她，弗里茨，她的“心上肉的弗里茨”在写亵渎神明到了可怕程度的书，并且大逆不道地自称为“反基督分子”。

这是一种奇耻大辱；一个牧师的儿子辱骂基督教义，声称要发动一场反对十字架的运动。这可怜的、淳朴的老太太一直惊吓到了心底；她丢了一个活生生的儿子，果真，他的来信变得陌生，有时甚至冷酷无情了。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为人方面，猛然出现一种粗野的、凌驾于人之上的调门；一种阴暗的感觉偷偷地朝心烦意乱的母亲袭来：一个魔鬼，上帝真正的敌人想必侵占了她孩子的灵魂。

突然，一八八九年一月从巴塞尔传来可怖的信息，要她前去，立刻就去。奥非贝克这唯一值得信赖的、作为神学教授使她尤其感到亲切的友人，把精神病人从都灵接出来了：他要把这个疯子交给母亲本人，以便把他送进那伙人的坟墓、送进疯人院。重逢时，精神病人已认不得母亲了，当时的可怕的场面叫人不愿复述。患病的尼采在大剂量安眠药的作用下入睡了，在一位医生和一位精神病人看护士的陪伴下，他终于同母亲一道被安顿在一辆火车车厢里，从这里开始了他进入永恒黑夜的旅途，从这里也开始了母亲在致奥非贝克的信中的报道，这些信属于思想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文件（书名：《病中的尼采》）。

旅途是可怕的——精神病人对母亲怒气大发，她不得不选到另一节车厢里去——入院是可怕的，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被圈在一个斗室里，每日代价为五马克。对医生们来说，他自然不是这么一个天才，而是妄想狂的一个普通病例，括号里注有“无法医治”的字样；有人想向疯人院的院长解释尼采的重要性，院长暂时拒绝去读他的著作，“他们找不出多少时间来看这类纯文艺作品”；没过几天，在上课时把一个名叫尼采的教授作为妄想狂的一个教学病例演示给大学生们看，在场的竟无一人听见“尼采”这个名字惊吓得跳了起来（当时他还是个无名之辈，百科全书还根本就没收录他的名字）。

人们有时让病人以行军的步伐行进，由于他走的姿态不够挺直（以显示其病征），教授跟他开玩笑说：“像您这么个老兵本来就该走得像个样子嘛。”疯子看护士同样拿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知识界泰斗的毫无表情的面孔开玩笑，他竟毫无顾忌地抚摸他的浓密的小胡子，他拍拍他的肩膀，快活地拥抱他，此人在头脑清醒的年月连人家轻轻地碰碰他都会感到过分亲密、没有分寸。正如波德莱尔笔下的《信天翁》一样，他从前又自由又威风地飞过天际，如今翅膀被剪后，竟成为孩子们作弄和看守们取笑的对象。（这位善良的同房病人带着萨克森口音说：“他多次抓住我的头。”）

医生说过“无法医治”和“永远隔离”。但有个人不信他们的话，那就是他的母亲，那头脑简单得令人感动的、那虔诚得令人感动的、那温柔得令人感动的妇人。“医生们是不是正确地理解了我儿子的病呢，就别让这个疑团老折磨我吧。”对她来说，这些可怕的外来词、这些诊断有何意义呢？不，她不相信，因为她不愿相信她的孩子、她心爱的弗里茨发疯了。

她的“心肝宝贝的孩子”不过是工作过度罢了，要使她这个做母亲的把他接到身边来照料，他很快就会康复。医生们迟疑了很久。把一个可怕的躁狂症时时发作的精神病人——甚至彼得•嘉斯特都怕尼采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打死或杀害他的母亲——既无看护士，又无安全措施，就这么交给一个年老体弱的妇人去看管：这看来是荒谬的。但是母亲不让步，她要铤而走险，她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压在身上的十字架，医生们终于于一八九一年初让平静了些，但绝未康复的病人出具保证书后出院。此后，母亲是他唯一的护理者。

于是人们有时就见到一位老太太带领着病人穿街过巷，仿佛他是一只大笨熊似的，做远程的散步。为了让他的精神有所寄托，她不断地念诗给他听，他毫无表情地听着；她灵活地领着他在好奇的凝视他的人们身边、在他厌恶的马匹旁边走过。但每当她把他带回家来，没有惹起人家的注意，病人也没有“大声说话”（这是她对病人的狂吼的一种温柔而又美化的说法），她是十分高兴的。回到家里就比较容易转移他的注意力了。

让他坐在钢琴旁边，这心不在焉的人就会在那儿一连几个小时天马行空地即兴演奏，她让他尽情地弹，只是不让他弹奏瓦格纳的作品，因为她知道，安福尔塔斯总是刺激他的神经。或者让他读点什么——自然，尼采早就不知道他读的是什么了，但是把一张报纸或一本书拿在手里并根据它喃喃自语，能使他平静下来。

要是递给他一支铅笔，就会在他脑子里唤起模糊的记忆，想起自己曾是一个写书的人、一个作家，于是在纸上胡乱涂写谁也看不懂的话语：不朽的诗人和潜在的音乐家的某些成分仍然不自觉地残存于脑际，但那犹如鬼影般存在着的仅仅是手工功能的机械性部分。他说话时多半是杂乱无章、“喋喋不休”（母亲在心里是这么写的）；只是偶尔像病中的荷尔德林那样从无意义的云雾中闪出震撼人心的话语来，比如他说：“因为我愚蠢，所以我是个死人”，或一边死劲地摇晃着蓬乱的头发，一边说“概括起来说是死了”。

所有这一切，母亲都以极其感人的语句函告其友人。她在朴实无华的叙述的时候，态度是真诚的，但别人感觉到，这久经磨难的老人是如何在隐瞒最痛苦的事实，她如何老在欺骗自己和友人，试图把尼采的真实状况描写得光明些，说成是可以治好的，她如何把他狂怒的发作匆忙一笔带过（在他高叫时，就说：“用的是怎样的调门”），为的是凭空编造这个“好儿子”，他的“可爱的脸蛋儿”看上去“极其高兴，简直是十分顽皮的”。

只有听见她尽量压制着的叹息声才能猜想到，母亲肩上的担子该有多么沉重，她要护理这反复无常的病人，她要监督他盥洗，给他喂食、穿衣服，一切都是自己干，没有帮手，一天十二小时要不停地让他有所事事，而在他睡觉的时候，她却不能休息，要料理家务——一年、两年、五年牺牲她自己的生活，献身于精神病人的康复，没有一小时的自由，没有间歇，没有休息。“唉，我亲爱的人们”，这时她呻吟起来，“谁也无法想象我的痛苦。”她一再提醒自己，“所以就得有耐心，信赖忠实的上帝的大慈大悲”。但是，连这颗虔诚的、这颗相信奇迹的心也终于无法欺骗自己了，她放弃了长期抱有的她的“心肝宝贝弗里茨”会再次清醒过来、恢复理智的妄想。她心灰意冷地承认，“对我来说，他的痛苦将永远是个秘密”。

她仍旧忠实地干每日的勤务，她喂火腿面包给他吃，抚摩他的面颊。可是尼采的体力日渐崩溃。他越来越疲乏了。散步引诱不了他了，他一声不响地躺在他的躺椅上，变得沉重了的眼皮下面的一双无神的眼睛费力地瞧着进来的人。狂怒不再发作了，火山口不再喷发了。他漠然地坐或躺在阳台上：“他一个月都难得说一句话，身体也干枯地缩成一团了，这样子真叫人心酸流泪。”但是，不论是幸福还是不幸，他显然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他已经可怕地到达“一切的彼岸”。他逐渐丧失了一切区别的能力，土崩瓦解的进程快得可怕，甚至本人的概念也在烟消云散。“他长久凝视自己的手，面上的表情仿佛是觉得这手根本不是他自己的。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拼命反对，我也要他的双手放在桌子上，抚摩它们，让他明白，这是他的右手和左手。”现在荣誉找上门来，陌生的人远道跋涉，朝圣般地来到瑙姆堡，在世时对他误解的朋友们也前来拜访，但都是徒劳的——为时已晚。他什么人都不认识了；像一头临死的狮子，威风凛凛，叫人望而生畏，却以失神的眼睛呆看着亲友们。命运对待母亲是宽容的，她总算没有见到那最后的、最可怕的情景，没有见到一具活的尸体，这个僵直不动的形象还在屋子里躺了许多年、许多年，直到最后，在那简直变成了石头的躯体里，心脏停止了跳动。

震撼人心的悲剧：一个最明亮清朗的头脑，最令人惊异的知识宝库，与最高的语言表达能力结合在一起——而一个微小的杆菌杀手般地咬碎了这唯一的形体，摧毁了昨天还是一种创造力的光芒万丈的明亮，使它变成了兽性的麻木不仁：这个谜，这个秘密，不仅这位单纯的、温和的太太不知如何揭开谜底，不知如何去理解，而且我们自己也只能以无法理解的恐惧观察着它。

但令人惊异的是，她这位英勇的母亲，茫然的面对着这不可捉摸的事物，如何以无穷无尽的力量，以忠实和自我牺牲精神，持续不断地履行她那徒劳无益的义务，她如何希望能以恭顺和爱去创造奇迹；这种爱的英雄主义——它不逊于伟大的叛逆者的精神英雄主义——现在首次在她的信里极富说服力地公之于世、供人赏识了。

无意的姿态总是最美的，最符合人性的；最纯粹的内心震撼总是来自简单的事物正规配资网站，来自朴素的、客观的真实，所以我们从一位简单的妇女的这些记载里所获取的知识，比有关这位上世纪知识界泰斗的衰亡的全部病例和科学论文所能提供的还要丰富。正是这位对于著作中的他也许理解最少的、虔诚的、脱离现实世界的、天真无知的母亲对于他的为人做了最好的描述，这是爱的力量创造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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